剧情简介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若讲大唐，则必述诗。《长安三万里》分别从艺术和精神上呈现了唐诗的精髓。其一是意象美学。“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电影运用大量承载情思的意象符号，并在特定时刻群化，使其升为意境，让观众与主角同构，在有限的画面中观留白之处，从而能感其所感、思其所思、悟其所悟，体会到那一绵长的余味。《长安三万里》情思与形式相谐，意象俯拾皆是。如指代高适与李白迷茫心境而两次出现的杯中明月，让观众感受到二人的无奈之愁绪；知晓安禄山造反之心和力救郭子仪时，雪地盛开的红梅代表着李高二人的坚忍爱国之志与赤诚忠君之心；总是环绕在李白左右的空中仙鹤烘托着李白此生的恣意潇洒与自由心性；战火纷飞的长安，舞于高阁的女子不禁让人戚戚然而泪下沾襟。长安这一繁荣都市，就在朝夕之间火光冲天，似要成为废墟，悲伤之情溢于言表。其二是诗兴精神。一方面，诗兴精神体现在“人人均能诗”上。即使是天生缺陷的高适也能作出“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千古名句。而黄鹤楼和边塞随处可见的诗板也表明唐人诗兴勃发的状态。另一方面，诗兴精神与李白的狂放不羁、超然脱俗和乐观豁达形成同构，影片自“天下谁人不识君”而起，以长安飞花令为终，将诗歌融入长安盛衰史中，道尽人与人、人与长安以及人与国之间的万里情思，展现出诗歌的无限生命力。文学是人学，电影也是人学，写好人物是文学创作的核心要义，塑造好人物形象是电影创作的本质要求。电影既然是生活的传神写照，就要让银幕上的人物“活起来”。人物不是抽象的概念化、脸谱化的符号，而是活灵活现、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个性化的“这一个”。不仅要刻画人物外在的肖像，而且要描绘人物内在的心理，写好人物的行为、动作、对话、神态，体现出人物的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价值、不同命运结局。电影要塑造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要写活人物，就要以坚定的人民立场和深厚的人民情怀，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丰富实践和多彩生活中汲取营养，把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倾注笔端、摄入镜中，讴歌奋斗人生，刻画美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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