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最大的变化是环境变化,全球化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时期大家都想向外拓展、向外融合,实现全球的一体化。但当下受到疫情和战争等方面的影响,大的环境是重塑新的正义文化和利益联盟化,分割或者说差异成为当下的关键词。这种变化对于跨文化传播,特别是电影跨文化传播和制作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不仅仅是电影的发行或者放映的问题,反过来对于创作、生产产生了强大的制约。”同时,万传法还提到,“这几年中国电影制作人其实已经采取了一个新的方针策略,就是‘向内跨’,这是非常大的变化。”然而《红高粱》在柏林擒熊而归,也仅仅只是他导演生涯的起点。在那之后,他凭借《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三次提名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三次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两次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藉由他在国际影坛中的巨大声誉,他曾受邀担任第四十三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第十八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和第六十四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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