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在表现盛唐气象时,始终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危机感。电影没有回避盛唐的问题,门第偏见、贪腐官吏、见风使舵、科举羞辱……商人之子无法参加科举,家道中落者不配“行卷”,女子纵有才华仍报国无门,盛唐当中的这些人物,李白、高适、裴十二,都有着怀才不遇的抑郁。这种抑郁和大众心目中的盛唐景象,有着极大的反差。他的影片不仅仅是一种对藏地生活的再现,他的影片同时以他非常原创性的、非常个人化的,具有高度风格化的特征,而使得藏地的风光、藏地的生存、藏地的故事、藏地一些非常传神的角色、个人命运的故事形成了中国电影当中的某一个新的高点。同时也形成了整个中国电影极端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多民族生存的画廊中的非常独特的一幅或者说一个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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